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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原有朵你做的云

2017-02-22 15:41 来源:作家报微信 作者:张国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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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人类在向艰难险阻的环境挑战时,与其说战胜了外部环境,倒不如说是战胜自我。

  先声明一下,这是一个真实故事,没有半点虚构。如果没有这次“我与《读者》征文的故事”活动的鼓励,也许这个珍藏在我心中几十年的故事,一时半载还不会甚至还不敢解密。

  我这里说的高原,是指藏北高原。从格尔木沿着青藏线到拉萨,上千里的路途除了雪山还是雪山,除了荒漠还是荒漠,甚至找不到参照物;鲜有稀疏不过寸的小草,满目苍凉得没有鲜花,甚至见不到一棵树木;惟独蓝天蓝得蓝色透彻,雪山雪得雪白清纯,偶遇飘来云朵才觉得万里羌塘是有生命律动的。

  我这里说的云朵,是指一本杂志。人们知道海拔四千五百米以上的藏北高原,高寒缺氧,所有生命的日子都是苦难的,那里人的头发是枯燥的,没有内地人头发的那种光泽;那里人的指甲是平瘪的,颜色是紫青的,没有内地人指甲的那种饱满和红润,还有那黑青赤红、粗犷且显得苍老的脸膛,明眼人一看,这是高原紫外线的伤害,留下的永恒的纪念。好在那里高海拨,使得人们离天最近,那些低矮随风飘来的云朵,感觉伸手就可以把天抓。

  庆幸这本杂志,成为我三年援藏的枕边之书……出差到无人区的身边唯一忠实伴侣……尤为悲痛的是,为了能择取天上这朵书云,我的司机还为它献岀了宝贵生命……可能是老天苦怜或是开恩吧,在一个偶然的机会,这本杂志还转发了我写的一篇近万字的布达拉宫报告文学,使得我成了那个时候的“网红”。我凭着西藏高原相关的文艺作品,竟然叩开了中国作协大门。更令我惊叹不已的是,我国大学语文还把我的这篇文章编入课本,让我这十多年一直成为大学的“坐上客”。

  后来,著名作家莫言、王蒙、麦家,鼓励我书写援藏干部这一当下中国特殊阶层,写作出版了致青藏三部曲。莫言、王蒙专门为我的书题词,麦家为我的书作序……可见,这本杂志是我在高原上遇到的一朵祥云,在我援藏三年最苦难最焦涩的日子,给我带来了无限的福音和快乐。

  说到这里,人们不免欲问一本杂志怎么会成为高原上一朵祥云呢?这事还得听我从头说起,那是一九九五年五月,当时我在东部沿海一家省级机关工作,能到高原上去,主要是受全国掀起的学习孔繁森活动的影响,我被单位选派参加了全国首批援藏大行动,任藏北那曲地区计经委副主任。

  那时雪域高原交通十分闭塞,藏北几十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,牧民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。而内地一般人通常又无法抵达那里,只听到外国有人说起,“人到海拨四千五百米以上将无法生存”,这是英国人写的《人在高原》一书所谓权威的断言。而藏北那曲地区地处世界屋脊的“屋脊”之上,有地球第三极之称,平均海拔均在四千五百米以上,无疑归属排列在生命禁区中。

  到藏北高原之前,我们第一站是集中到拉萨休整,许多人这时都有或重或轻的高原反应。考虑拉萨毕竟比那曲海拨低一千米左右,从适应高原角度无疑有利于援藏干部体能恢复。当地组织部门为了确保我们援藏干部上得去,允许我们在拉萨休整五天。时间催人,倒逼我们强打起精神,愈是高原反应吃不好,愈要强硬咽㖔;愈是高原反应睡不好,愈要闭目养神。

  这时的活着,已成了我们一个最低需求。西藏自治区组织部门的领导,时不时来看望我们。最令人难忘的是,自治区送给我们的见面礼,竟是当时发行量较大的一本薄薄的杂志,一本厚重的高原保健书籍。对于高原上送保健书籍或许人们还能理解,对于送一本杂志总觉得令人不可思议。

  后来才知道在藏北这一生命禁区里读点小文章勉强还可以,怕的是读大文章,那的确是件玩命的事。被人们称为“文坛大侠”的女作家龚巧明,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。她决定要到生命禁区去进行创作,一九八五年九月,她开始了冒险的实践,可她在高原采访写作了没几天,便倒下了,遗憾万分地离开了世界。青年诗人罗启潮,凭着年轻的优势也来到高原向“生命禁区”挑战,可惜寥寥无几的作品便成了他生命的绝笔……所次,闲时读点像这本杂志上面的一些小文章,既轻松又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择。

  说归说,没有身临其境,我们还是难以理解高原上这份特殊的见面礼。五天之后,我们接时启程向着更高海拔的那曲进军。整个那曲的地方刚好有四个浙江省这么大,从拉萨到那曲镇是三百二十八公里,路上接我们的中巴车总是跑不快,据说汽车也怕缺氧,吼着气的发动机,马力总是上不来,显然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学习读书,的确是一件令人尴尬的事。

  那曲镇,作为那曲地区的所在地,地方与内地的一个乡村集镇差不多大。由于海拔高,它也成了当今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一个镇。这里不能长树,没有花草,光秃秃的山,空荡荡的地,显得十分荒凉。到那曲的第三天,我不等身体恢复,即到岗上班。办公室设在二楼上,第一天上班,从底层到一楼,我足足爬了半个多小时,几乎是每上一个台阶,都要等喘气平缓后再爬。

  作为一个地区所在地的那曲镇上,这里除掉纸矮的藏民平顶碉房外,街上几乎什么也没有,没有公园,没有图书馆,没有电影院,偶见商店也没有几样东西。基础设施落后得人们不可思议,没有电灯,没有自来水,好一定的单位晚上柴油发电像鬼火忽明怱暗。在那里每收到一封信,接到一个电话,有可能都是一种奢侈的享受。

  整个镇上,长途直拨电话仅有两条线,一根是行署专员专线,一根是面向社会线路,白天谁都别想拔出长途,晚上后半夜跑到办公室,那“哒哒哒”脉冲拔号盘,即便两三个小时的煎熬,碰运气才有可能通上电话。而一封家信,在高原要走多少天,始终是一个末知数。报纸新闻通常次月才有机会可能读到。而这个时候,我手中的得到的这本杂志,一定是我们工余时间相互传阅的最佳食粮。

  人们可能不知道,我在內地的业余爱好是经济研究,援藏前已经出版过几本专著。问题是现在到了一个信息闭塞的藏北高原,这一喜好变成了英雄无用武之地。有一天,我不知是多少次翻开那本杂志时,发觉那上面的一些文章,几乎篇篇都已熟记在心。这时杂志上的内容好像已经无法吸引我,反倒是一篇篇文章的写作套路令我动容。这时我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闪念:可否模仿杂志上的这些文章,把雪域高原上风土人情的故事,向世人讲述出来……

  为此,我对这本杂志好奇起来,还跑到那曲镇上寻找新出版的刊物。当地人不好意思告诉我,这个镇上压根就没有卖个杂志,即便新华书店也是成年旧书,甚至是“文革”出版的红宝书。终于有一天,我得知单位要派人到格尔本办事,我马上支派我的司机到那里去,一边让他内地走一走,开阔开阔眼界;一边让他顺便帮我买几本新出版的杂志。

  一周之后噩耗传来,我的司机在回那曲途中,在翻过五千多米的唐古拉山口时,因车祸当场死亡。人们在清理遗物时,发现有一个大信封皮上写有我的名字,里面装有几本最新出版的杂志。当我接过信封,发觉鲜血早已将信封及杂志染红,突然我眼泪夺眶而出,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感情的闸门,放声大哭起来……

  不错,当地人常说,“人在高原走,命在天上游”。因为高寒缺氧对高速运行的车辆、对全神贯注的司机都是一个极大考验,但我的司机这次遭遇不测,我一直以为是我引发的“罪过”。后来,我跪在司机天藏的台前,将一页页鲜血染红的杂志撕下来,一页页用火点燃还给了司机……从此我痛定之痛,只字不提这本杂志。

  司机之死,又倒逼我将业余时间,全部花在书写西藏高原文章上,我想实实在在为高原做点事,想以此洗涮我的过错,这主要基于两点考虑:一方面我觉得三年援藏总是有期的,如果能把一个未知的雪域高原尽快告诉世人,这无偿不是对援藏工作一个延续;一方面我又发现西藏高原过于苦难,在这里别说做人,即便做一个牲畜也是苦难的……我想我应该为他们写点或留点文字,亦是弥补空白,也是对这里成千上万献身高原的英灵慰籍。

  遗憾没有电的藏北,电脑成了一种摆设。我马上寻找写作稿纸,可惜我工作的单位里没有这样的纸,到其它单位去找,一般单位也都从未印制过稿纸。我想通过商店买,这才吃惊地发现,整个那曲镇的大大小小的数十家商店,从未卖过方格稿纸。我这才后悔,到高原写作,带空白稿纸比带读者杂志更重要。

  用墨水写字时,我的第一瓶墨水仅用了七天,我想喝也没这么快。结果向人打听,是因那曲气候极干燥,墨水瓶打开后,如不及时拧紧盖子,墨水中的水分很快就挥发掉。而到冬天写作时,又很滑稽,墨水与瓶子永远是冰在一起。自来水钢笔在这里,自然也是难派上用场,一管墨水打满,写不了几个字,笔尖上的墨就结上一层硬壳,有时为了提高写字速度,我干脆把钢笔作醮笔用。

  我喜欢晚上写作,人称“夜猫子”。但那曲镇没用上电,只得靠单位发电机供电,由于自发电不稳定,常常烦得你写不下去。而发电机一到半夜,又要停止发电,这时我只能靠蜡烛照明。缺氧条件下点一支蜡烛,根本就发不出光,我常常点起三支蜡烛,因缺氧蜡烛燃不完全,那烟雾总把屋子熏得乌烟瘴气,呛得你透不过气。所以在那曲,我气管一直发炎,每天咳嗽难熬。

  在高原写作,我总感到脑袋特别笨拙,特别迟钝,很难产生灵感,记忆很差,许多常用字也会记不起来。缺氧引起头痛,也成了我高原的常见病。高原上的头痛与内地不同,头痛似如刀劈开,吃四五颗止痛片,也难奏效。每次头痛时,又常常逼我不敢随意睡觉,以减少“长眠不醒”的危险。长时间熬夜写作,手脚关节痛和腰痛也让人难受,尤其是握笔写字的右手,常常会握不住笔,肘关节伸不直,并隐隐胀痛。两眼眼压升高,眼珠像兔子眼一样通红通红的,眼珠常常感到欲从眼眶中蹦出来……

  在藏北有人曾做过这样的试验,一个马拉松运动员,如果猛地到了那里他也会寸步难行。那里年平均温度在零下,有色金属在那里,金属内部的分子结构也会发生变化。摆上两具尸骨,也不难分辩出哪具是内地人,哪具是藏北人,内地人的尸骨呈灰白色,藏北工作到一定年头的内地人,骨头会变为黄褐色,有人说这是长期缺氧使人骨质变化的缘故……所以,当地有人说,“活在藏北,本身就是一种奉献。”

  每每这个时候,我再回过头来,翻开那本每页都已破损卷角的杂志时,这才感到这不是一本薄薄的杂志,它每一页、毎一个字都凝结着雪域高原人的一个期盼一个梦想一个故事……是的,雪域高原上的写作,就是这样充满艰辛、苦涩、遗憾。当时以经济为主基调的北京《科技潮》杂志,不惜工本为我开了西藏文化专栏。对我写作的西藏高原文章,连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方毅同志都给予了赞叹。

  其中,发在专栏上面一篇近万字《说不尽的布达拉宫》的报告文学,很快还被我手中这本杂志全文转载,这是我始料未及的。当然由于司机车祸一事深深刺痛了我的心灵,这时我对本杂志仍是敬而远之。直到有一天,有关教育部门人通知我:转载在那本杂志上的《说不尽的布达拉宫》文章,已被我国教育部门的专家相中,正式编入到高等学校语文课本中……当人们告诉我这些时,我总以为这是在做梦,当时我就仰望着天空,正好有一朵白云飘来,我突然傻傻问自己:难道这真的是髙原的怜惜与施舍,给我的一朵书做的云?

  后来我有机会,与著名作家莫言、麦家在西湖边相遇,由于我们三人都有当兵的历史,很快又拉近了相互之间的距离。麦家说他在我援藏时,正好也在藏北高原工作过一段时间,我们有许多共同语言。莫言说我们到西藏只是过客,没有像你这样的经历,你应该把这个资源充分利用起来……这真是听君一席话,胜读十年书。莫言、麦家的话仿佛是一股暖流,一下苏醒了我那颗被高寒缺氧麻木了的心。

  紧接着,我又快马加鞭,写作完成了我毕生第一部援藏干部长篇三部曲:《致青藏1——我的藏区生活》《致青藏2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《致青藏3——一家人的朝圣》。之前,中国作家杂志、中国报告文学杂志等刊物,抢先在出书之前全文予以发表,这又一次引来了社会轰动与好评如潮。也许闯过生命禁区的书写,面对这一无意中创造的“奇迹”,使我愈加明白,人类在向艰难险阻的环境挑战时,在很多情况下,与其说战胜了外部环境,倒不如说是战胜自我。

故事说到这里人们可能等不及了,这本薄薄的刊物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杂志,它为什么会如此这样充满魅力和诱惑?或许是到了水到渠成、瓜熟蒂落的时候——那我就向大家揭开这一谜底,这本杂志它的名字:叫《读者》。叩心而说,的确是读者这本杂志成全了我,但今天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故事,只是让自已二十多年来,一直玄而不下的心尽快放下,而不是为什么刊物来站台的。

  老实说,我那篇《说不尽的布达拉宫》一文,可能是迄今为止读者杂志转载最长的一篇文章。但它发在那一期上,我早已忘却。写这文时,为了不出差错,我又用百度上网检索了一番,发现读者精品汇编的《月光下的喇叭手》一书中的第六篇,就是我写的那篇《说不尽的布达拉宫》之文。在这里,我之所以还要说这件事,表明我真的忘记了该刊物。

 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:书本是智慧的磨刀石。我对这话理解的重点不是书本,而是磨练。这就是说,磨不好一把刀时,千万别去责怪磨刀石,而是要反思或追问自己,有没有用心去磨练自己。相信只有这样,髙原上的你,才会寻找到关乎自己的那朵云,那朵像哈达一样洁白纯真的祥云。


文|张国云 工商博士,哲学博士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已出版《走进西藏》《穿透灵魂》《叩天问路》《云边书话》《水流云在》《一条大河里的中国》《致青藏1——我的藏区生活》《致青藏2——生命在无人区》《致青藏3——一家人的朝圣》等作品。

曾获冰心散文奖、徐迟报告文学奖,人民文学奖、诗刊奖,三次浙江文学奖,获中国时代艺术文学贡献奖,被誉为全球高海拔4500米以上“生命禁区”——写书第一人。

编辑:国际华文作家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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